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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知识交流理论的三维结构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编辑:admin]   时间:2019-10-03 20:23

  随着信息基础环境的变革和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已成为数字化时代人类社会交流的主要客体。社会知识资源存在着碎片化、离散与不均衡分布、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迫切需要通过有效的知识交流机制予以解决,知识交流理论研究价值日益凸显。文章提出一个“个体—社群—社会”的三维结构框架来归纳整合知识交流各种具体理论,如个体维度的小世界原理,社群维度的实践社群,领域分析以及社会维度的社会认识论和符号互动论等。目的在于理清知识交流理论研究的思想脉络,促进其更好地发展。

  交流的研究在情报学中有着较悠久的历史,其已成为学科的核心概念,并形成了相应的理论学派如米哈依诺夫的科学交流派。以往在学科中惯常使用的术语则是情报交流、信息交流。应当指出,虽然在学术传统中知识交流概念并不时兴,但情报交流或信息交流研究实际上已经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且将知识的问题包含在内了。严怡民在《情报学概论》中就将情报交流定义为“人们借助于共同的符号系统进行知识的有效传递。”①可见,情报交流的内涵是把知识包含在内的,孕育着知识交流的思想萌芽。在姊妹学科图书馆中知识交流一直以来则颇受关注,典型的即是宓浩和黄纯元的“知识交流论”学说。

  当前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淹没于信息的海洋、却更加渴求知识”的问题使得人们更加注重传递所交流内容价值和效用性,这样知识作为直接交流客体的理念就在原有话语体系中凸显出来,知识交流概念及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逐渐流行开来。在企业知识管理微观领域,与知识交流有密切关联的知识转移(knowledge transfer)理论已成为热点和前沿领域之一。其强调的是知识而不只是信息的转移,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交流对象的变迁。知识交流已成为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②,但目前知识交流理论的流派和头绪较多,各种具体理论对知识交流现象的关注点和分析解释角度也各有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知识交流这一情报学分支学科的深入发展。本文提出一个基于“个体—社群—社会”(Individual-Community-Society,SCI)的三维结构框架来总结归纳知识交流的各种具体理论,力图为该领域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学术思想脉络,达到促进学科发展的目的。

  知识交流的客体是知识。知识交流的兴起源自知识的价值和作用在信息环境和社会经济形态双重变革下的凸显。与此同时,社会知识资源在新形势下发生了显著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特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高级的知识交流机制来保障其较高的序化和序变程度,从而实现社会知识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和开发利用。我们有必要对客观信息环境变迁和社会知识资源的新特点进行深入考察,为知识交流理论研究提供丰富准确的现象土壤。

  在互联网与电子信息媒介出现之前,情报学所处的信息基础环境主要是印刷型文献居于主导地位的信息环境。互联网带来了人类信息基础环境的性变化,网络虚拟信息空间中信息自由流动的低成本、高效率让人类真正地进入了信息本位的时代③。网络信息基础环境凭借着印本文献信息基础环境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取而代之,并始终保持着深化发展与创新的良好势头:从三维空间汇集信息资源的全球信息集成系统“数字地球”,将高性能计算机、信息源和因特网有机组合的网格(Grid)④,到伯纳斯·李(Tim.Berners-Lee)提出的语义网(semantic web)等新技术不断涌现。这昭示着互联网环境下产生的新的信息知识问题成为政府、企业和社会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主要问题。特别是近年来“智慧地球”和“智慧城市”理念的兴起和建设的推进,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平台的泛在知识环境的大规模构建,使得知识和智慧能成为网络信息基础环境下的关键资源,衍生出的知识的可流动性﹑可集成性和可发现性等问题正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二战后,随着第三次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逐渐取代了土地﹑劳动等传统生产要素而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马克鲁普(F.Machlup)出版了专著《美国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提出了“知识产业”(knowledge industry)的概念,有力地论证了知识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随后《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社会预测的一场尝试》、《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著作的先后问世向世人更为清晰地揭示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图景。进入20世纪90年代,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P.Drucker)提出了“后资本主义社会”、“知识社会”的观点⑤。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成为主导社会发展进步的力量,继而带来了社会结构、组织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变革⑥。1996年国际经合组织(OECD)发表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标志着知识经济发展时代的全面来临。对作为经济活动生产要素的知识规律的研究成了学科新的课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F.A.Hayek)早在1936年就对现代社会的知识问题有了深刻洞察,他提出了知识分工(the division of knowledge)的思想,认为知识分工问题不仅与劳动分工问题相似,而且至少与它同等重要⑦。哈耶克认为,市场上的知识是分散在每个个体之上的,每个人要比所有其他人都具有某种优势,即具有关于特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不存在全知全能者能够掌握所有这种知识并做出有效决策的事情⑧。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社会个体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与知识资源交互的频度、符号信息处理总量都大为增强,因而个体“关于特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的积累也要超过以往。这些分散知识在市场机制下的协调过程中需不需要交流,如何交流?另一方面,就科学和技术技能知识而言,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细的知识分工使每个人在越来越窄的范围内获取专业知识,只有深入到特定的角落里去挖掘,我们才可能获得真正的新的知识。这样人们在知道越来越多的同时,知道的也越来越少,人类知识的整体不再是整体的,它被为无数碎片⑨⑩。人们如何能够以整体性知识的视角去看待要解决的问题?把两方面相统一起来理解,所产生的新问题即是如何组织整合并利用碎片化的、零散分立的、传播不广的知识(11)。这是知识交流理论研究必须着力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

  传统环境下,因为存在着知识重复和复用的现象,知识的增长呈线性而文献的增长呈指数性。在网络环境下,由于网络的非中心性,加之零成本、低审查限制的发布条件(12),使任何网络使用者都可能加入到知识的复制、组织和传播的过程,因而网络信息资源增长与文献增长相比有过之无不及。知识在网络环境下被极度地稀释在海量的网络信息资源当中。也就是说,关于某一主题的知识总量散布在不同来源、不同渠道、不同信息储地的大量网络讯息资源里,呈现出高度离散的态势,导致检索知识的复杂性和难度大为增加(13)。这给知识的有效交流和利用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与此同时,社会知识资源配置和分布的不均衡状态也日益加剧,知识拥有量决定的社会阶层划分会导致新的社会分化,即高技术精英与新知识、新技术贫乏的普遍民众间的对立(14)。因此也出现了需要进行知识援助的社会弱势群体。社会中的知识鸿沟(knowledge gap)将严重影响着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另一方面,知识的私有财产化、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与自12世纪大学设施、19世纪图书馆公共化以来人类一直追求的知识公共化(public knowledge access)取向发生了新冲突(15),这就打破了原有的知识共享均衡,近年来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版权纠纷即是这种冲突的典型案例。

  从总体上看,网络资源发布和出版的任意性和无审查性带来了虚假知识(pseudo-knowledge)的激增。虚假知识能通过增强机制产生新的虚假知识,导致人无能和迷惑,对知识进步没有贡献(16)。与之类似的则是非核心知识的激增,非核心知识(peripheral-knowledge)虽然可能经过转化变为核心知识(core knowledge),但在网络海量信息和注意力匮乏的环境下,非核心知识的变化趋向更有可能趋向老化过时变得无用,即由于缺乏有效的提炼、验证而无人问津,变得失去效用。网络信息基础环境下,核心知识、非核心知识与虚假知识并不是泾渭分明的,相反是鱼目混珠,致使知识存贮无序化,给知识利用造成困难(17)。如何设计和实施有效的知识交流机制,以来筛选辨别并对它们予以不同的处理、开发和利用,已成为学界关注的又一焦点。

  知识交流理论的个体维度主要研究的是个体和个体之间的知识交流问题。个体间的交流在传统交流模式里被归于非正式交流,属于不通过科学文献系统和情报工作者的帮助所完成的交流(18)。在栈理论中则被称作零栈交流模式,具有高度的时效性、选择性、针对性和交互性等特点(19)。个体知识交流具有零栈交流的所有优势,而且还表现出其他许多新特征,如交流的高智力投入、面向问题解决等等。同非正式交流的其他形式一样,个体间的交流在传统环境下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而正式交流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在情报学中对正式交流的理论研究占了绝大部分的比重。情报学对人际交流的忽视与对隐性知识的不重视是同一硬币的两面,因为隐性知识的关键转化方式之一,群化就是完全通过人际关系交流来实现的,两者是相关联的。随着网络化、数字化信息环境的到来,情形发生了改观。非正式交流在新的信息基础环境下迎来了复兴,传统的非正式交流通过与网络技术的有效结合以全新的形式(如电子邮件、网络即时通讯、Web 2.0时代的社会化媒体等)承担起科学交流的重任,在科学交流体系中地位有了大幅度的提升(20)。同时,复兴后的非正式交流在网络环境下定位于执行“点对点”的交流职能,个体间的交流成了非正式交流研究的聚焦点(21)。而作为个体间交流的高层次形式,个体知识交流顺理成章地成了研究重心之所在。网络环境下个体在交流过程中感知到的知识质量与哪些因素相关,个体交流中对认知权威的认识和信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交流又具体可分为几种类型(如寻求帮助、知识主动共享、解决问题的讨论等),在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个体知识交流时如何尽可能减少知识内容的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zed)等等都是值得深究的议题。

  当我们站在更为宏观的高度来看个体知识交流行为时,就会从众多貌似独立的行为中透视出规律,这就是小世界现象(small-world Phenomena)或称小世界原理。其含义是世界虽大却又是小的,在整个世界的巨量人口中,任意两人的联系中间至多只需通过5个人就能实现,哈佛大学的米尔格莱姆(S.Milgram)通过信件传递实验证明了这一点。在新信息环境中,对拥有海量联系数据的复杂网络的计算实验证明了小世界现象的存在,典型的如微软研究院兰斯科维克和霍维茨通过基于300亿条短信的大数据计算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分割度为6.6(22),并产生了小世界网络的W-S模型(短特征路径长度和高聚类系数)。小世界现象表明人际交流存在着四通八达、一旦有意为之便可兹利用的知识交流渠道,不少SNS社交网络已经有意识地提供基于小世界现象的个体联系服务。小世界原理是建立最佳人际交流网络的基础,并成为情报学的基本原理之一(23)。而对小世界网络中节点平均距离L和节点数N之间的对数关系与情报学中对数转换机制相似性原理的揭示,将会是极具理论价值和意义的课题(24)。依据小世界现象或原理,可以断定个体知识交流具有极大的广延性,个体在解决复杂问题或完成决策任务过程中欲从人际资源获取知识时,客观上总存在着与目标对象建立交流的最短途径,知识交流理论研究就是要协助个体知识需求者找出和辨明这种最佳路径。

  在这一维度中,实践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 CoP)是重要的理论之一。实践社群的概念原出自知识管理领域,最早见于雷夫(Lave)和瓦格纳(Wenger)1991年的论著中。实践社群可被定义为由分享着一些想法、问题或对某一主题具有共同兴趣的一群人所构成的高度专业化的非正式组织。它通常由知识员工组成,突出的特性是知识性和学习性(25)。实践社群是组织非正式交流的典型形式,实践社群通过成员之间的交流来共享知识、解决问题和创造新知识,发生在实践社群这一非正式组织中的交流,可以使不同知识水平的社群成员跨越常规的工作组织结构,以一种相对轻松、自由的方式获得创新的灵感,寻求到知识的援助,发现期望以外的有用知识,并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这样,过去的知识和经验得以累积,重复学习的时间得以减少,也降低了整个组织的学习曲线)。组织也可以借助实践社群所创造的乐于知识交流和分享的社群文化、凝聚社群成员的强烈向心力和活化组织的创新精神,来实现组织的整体目标(27)。在网络环境下,实践社群还可以虚拟化的形式存在和活动,借助多媒体、网络视频和聊天室等信息技术构造社群成员的虚拟互动空间,实现跨地域、跨时空的知识交流,提升交流的效率。

  应指出的是,近年来管理者颇为青睐的组织再造(reengineering)工程尽管简化了组织结构,貌似提升了运转效率,而实际上组织再造所消除的组织中松散部分恰是实践社群发挥功能的必需之物。这样做削弱了像实践社群这样自发形成的组织,也就相当于减去了实践社群促成的、在组织中占很重的知识活动(28)。由此不难看出,有时组织刻意规制和营造的正式知识交流渠道或环境(如组织再造的意图之一就是提高组织正式结构内的交流速度和效率)会在无形中压制非正式知识交流,组织的整体知识交流效果反而达不到最优。因此正式与非正式的知识交流无论是在个体、社群还是社会维度上都要辩证地看待,既不能过于强调正式交流的优越性使非正式交流受到损害,又不能片面夸大非正式交流的长处而忽视正式交流。总之,正式知识交流与非正式知识交流的辩证关系和平衡发展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

  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社会生活领域,虚拟知识社区均是在线知识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其蓬勃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就学术领域而言,虚拟知识社区的类型主要有学术论坛和学术社区两种(29):学术论坛主张学术讨论优先于同行评议,允许参与者建立个人资料区和兴趣主题圈,参与者可以通过BBS、新闻组、聊天室等平台或工具进行开放、自由、灵活的互动交流、对话和争论;学术社区将学术博客、公告栏、在线出版平台功能集于一身,是发展最快的在线知识交流形式。对虚拟知识社区的形成与涌现、知识共享与创新的系统动力学机制、社区成员协同知识搜寻与使用行为等方面的研究渐已成为知识交流社群维度理论的研究热点。

  这一维度的研究即是社会知识交流理论研究,在社会构成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把交流的作用上升到形塑知识的意义和价值的本体论高度时,这方面的研究就显得有特别的意义。早年间社会知识交流现象和问题的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是谢拉的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它已成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社会认识论被界定为这样一个新的学科(31):它研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去寻求获得关于全部环境的感知(包括物理的、心理的和智力的)或理解的过程,关注的焦点是与物质产品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方式非常相似的智力产品生产、分配和使用的研究,文字交流提供了这一过程的客观依据;把许多人不同的知识连接起来,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就可能超越个体的知识;反映整合性智力行动的社会行动可以超越个体行动。近年来随着数字化环境下社会知识流有序化和社会知识网络管理问题日益突出,近年来情报学界开始重新认识到社会认识论研究的理论价值及其在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作为当代著名的图书馆情报学两栖学者、图书馆学芝加哥学派晚期的代表性人物,谢拉自1952年与伊根共同提出社会认识论以来的近三十年里,一直孜孜不倦地研究和推广社会认识论,并使之成为哲学的重要学科分支,贡献斐然。但在谢拉1980年代初去世之后,这方面的研究逐渐沉寂下来。美国情报科学与技术学会年评(ARIST)的2006卷就专设一章讨论社会认识论的理论研究,指出社会认识论是情报学核心哲学领域(32)。梁战平(33)认为可以从社会认识论角度来研究情报学的学科体系,社会认识论是研究知识的本质、缘由、结构、方法、基础、广度及有效性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依据业已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对知识进行本质的探索和解释,社会认识论提到的人、社会文化环境、认知、方法工具恰恰是情报学的关键核心问题。作为“关注的是思想、而不是物质”的社会认识论对于情报学以一种宏观的社会视野来认识和建设自身学科是有益的,因为情报学本身就不是局限于某一具体技术或系统、某一机构之内的学科,而是将考察整个社会视域内的情报现象和情报活动作为学科的目标。

  谢拉晚年提出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也称符号交往主义)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谢拉把芝加哥学派的布鲁默(Blumer)、米德d)等人所开创的符号互动论引入图书馆学,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应建立在对符号互动的社会现象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并以此作为学科的理论基础。谢拉指出,符号互动是人将自己的心智与他人的心智相联系的过程,心智意指面向环境的人类工具性活动,这种活动既可以是心理上的,又可以是行动上的,但都同需求、环境中条件及资源相关联(34)。符号互动论的核心观点包括:“(1)符号是一切意义的载体;(2)意义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发生、形成、演化;(3)社会通过这些符号互动的过程被嵌入于每一个个体的心灵,从而成为线)一切社会现象都可被还原为符号互动过程并由此获得解释;(5)符号互动过程为人类行为提供意义;(6)人类思想是内置的符号互动过程。(35)”符号互动论的学科目的在于使人类文化的文字记录变得可获取,这样人们就能理解身处其中并得以认识自我的环境整体,在达成这一目标过程中,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思想可被引入并为之做出贡献(36)。遗憾的是,谢拉提出在学科中引入符号互动论后不久就与世长辞,没能继续将其发展下去。实际上与社会认识论相似,符号互动论对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建设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应当看到,一方面,图书馆学同符号互动论在学科目标上是一致的,将符号互动论当作理论基础具有逻辑上自洽性。另一方面,以本身具有很强交叉学科色彩的符号互动论作为基础,能够让学科真正地吸纳哲学、心理学等学科思想,使这些蕴含奥秘性知识(巴特勒语)的理论为我所用,促进LIS的成熟与发展。就情报学而言,笔者认为尽管当年谢拉并未提及符号互动论与情报学的关联,但符号互动论同样可以成为情报学的学科理论基础,今天的情报学已不像往日那样只单纯关注技术,而是体现技术与人文社会范式并重的发展趋势,情报学要实现这种发展,引入具有强烈社会学色彩的符号互动论,继而将其作为整个学科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可行途径中的一种。这样做还可以把情报学与符号学(Semiotics)关联起来,符号学研究符号系统、文化和实在之间的结构关系,关注社会情境中意义(meaning)的产生与交换(37),而情报学中情报活动和现象其实就是符号活动和符号现象,从符号学角度来研究情报学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当前,符号互动论与具有人文科学传统的哲学解释学(Hermeneutics)互动与融合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情报学中的符号互动论研究也应遵循此路线,这样能更好地实现情报学人文研究传统与社会研究传统相统一,为学科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人类的社会交流行为在数字化和知识经济双重变革下发生了重大变迁,知识已成为新环境下交流的主要客体。社会知识资源呈现出碎片化、离散化、不均分布、质量参差不齐等许多新特征,迫切需要设计和提供有效的知识交流机制来解决由这些新特征引发的新问题,知识交流理论研究在这种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目前知识交流理论流派较多,理论关注点和研究视角也各有不同,本文提出了“个体—社群—社会”(SCI)的三维结构框架来归纳、整合知识交流的各种具体理论,在个体维度主要分析了小世界原理,在社群维度讨论了实践社群和领域分析理论以及虚拟知识社区的相关理论问题,在社会维度重点阐述了社会认识论与符号互动论及其对学科建设的价值与作用。交流研究作为贯穿现代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发展全程历史的一根主线,今天发展到知识交流阶段,已经具备了垂范学科各分支发展的标杆特质。相信通过对知识交流理论的结构性整合会使这一特质更加明显,学科示范作用更加突出。

  (35)汪丁丁.串接的叙事:自由、秩序、知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53.